圓瑛法師生於1878年，是福建古田縣端上村上，俗姓吳。圓瑛小時候即能過目成誦，聰穎過人。17歲之時，便覺人生如夢，便想舍俗出家，被他的叔叔極力阻攔，沒有能夠如願。18歲時生了一場大病，病癒後更加堅定了出家的決心，於是到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莆田縣梅峰寺增西和尚為師，法名弘悟，字圓瑛，號韜光，自號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靈源行者離垢子等。19歲時到鼓山湧泉寺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
圓瑛法師在出家受戒後不久，就顯出過人的智慧。先在鼓山安居，親近妙蓮老和尚，學習律儀。半年後到大雪峰寺，親近達本老和尚。圓瑛法師在寺裏修習苦行，勤於勞動，受到眾人的好評，他任飯頭、菜頭之職有半年之久。21 歲時，他到常州天寧寺親近冶開老和尚，修習禪定五年。後又隨寧波天童寺寄禪老和尚習禪六年。以後又一一參拜了通諦、諦閑、祖印、慧明、道階等尊宿。後來圓瑛法師又朝禮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
法師曾在天寧寺，帶病參禪於禪七中，忽然定境現前，頓覺身心異常清廓，作一首偈雲：
狂心歇處幻身融，內外根塵色即空。
洞徹靈明無掛礙，千差萬別一時通。
26歲那年，又到寧波的天童寺親近寄禪老和尚，從他習禪。28歲的冬天，在禪七中，又出現定境，比前時更勝。一時身心俱空，湛寂圓明。又作偈：
山窮水盡轉身來，迫得金剛正眼開。
始悉到家無一事，涅槃生死絕安排。
此後法師的慧業日日有所增進。到了36歲，讀永明、蓮池兩位大師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門。寄禪法師禪淨雙修四十多年，並在 1935年秋天，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以此作為講經弘化淨土的道場。
1） 圓瑛法師深感中國佛教界，如不加強團結， 完善僧團組織，結集成強有力的組織，對內對外都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所以法師畢生毅力于佛教的組織工作，希圖通過加強佛教組織來振興佛教；形成和樂清淨的僧團，能適應現代社會環境而獲得社會的信仰，能淨化身心而得個人的解脫。不忽略社會，不忽略自己，在集團中實現自己，而佛法也就達到 了“久住”的目的。1928年第一次全國佛教代表大會在上海覺園召開，議決成立中國佛教會，這時才有了全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 圓瑛法師任會長，各省曾分設分支機搆，直接開始進行各項活動，請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產辦學目的的《寺廟管理條例》，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於民國18年11月改為《監督寺廟條例》，清除了對寺廟的直接迫害。” 自這時開始一直到抗戰後，法師曾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的主席或理事長。全國解放後，又與趙朴初、虛雲、喜饒嘉措、巨贊、陳銘框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並被選為首任會長.
2）教化眾生，圓瑛法師于31歲時開座講經，幾十年來，講席遍及寧波、上海、杭州、揚州、南京、北京、天津、廈門、潮州、長沙、武漢、臺灣、香港，並遠及南洋、新加坡、檳榔嶼、蘇門答臘、日本和朝鮮。法師精研大乘法寶《首楞嚴經》數十餘年。他自己曾說到過，當年為鑽研經中的深奧疑難之處，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寫下來，貼在牆上，逐條靜坐參究。明白一條，就扯下一條。達樣有八年之久，一牆的不明白之處，全都扯了下來。他一生講這部經有十三遍，每講必作充分準備。
3）圓瑛法師由於多年弘法，聲名遠揚，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紛紛禮請他做住持。法師一生十主禪林，領眾學修。他所到之處都是清規整肅，海眾安和。在住持天童寺時，圓瑛法師對眾宣誓：“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
4）圓瑛法師重視社會福利，將其作為他弘法利生的一個組成部分。民國初年開始任寧波佛教會會長時，創立僧民兩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貧寒子弟。1918年，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兼施以工讀，多方面來培養，得到社會的好評。1923年法師在南洋講經時，遇到星州的轉道、轉物兩位和尚，三人共同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並創設開元慈兒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兒。法師親主其事，教養兼施，按照普通學校設置學科，慈兒院免費供給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課本、紙筆等。1926年，法師為給慈兒院籌集資金，再次遠渡南洋群島講經，籌得巨額資金，使慈兒院得以維持。
5）圓瑛法師是發揚農禪傳統的高僧之一。中唐的百丈懷海禪師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來要求自己，成為佛教千古流傳的光輝典範。 1909 年，圓瑛法師在寧波創建接待寺道場時，親自操理百多名僧眾的衣、食、住、醫藥等。有一次，他為寺裏購運柴米，親自撐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圓瑛抓住船幫隨船漂了很遠，才被人搶救上來。寺裏吃水困難，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壞了，他就上房修補。盛名之下，他並不養尊處優，還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6）圓瑛法師的優良品質還在於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時，決不為了自身的清淨袖手旁觀，而是出於人間情懷，積極救助。且在國難當頭之時，通過對佛法的闡釋來鼓舞士氣，將佛陀的勇猛無畏的精神深入到人們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師擔任全國佛教會主席，“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淪陷。法師當即代表中國佛教會通告全國佛教徒修建護國法會，並致書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則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和世界之和平。”他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並寫下了憂國憂民的對聯：“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表達了他雖皈依佛門，然仍未忘世，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情懷。 七七事變後法師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自任團長。隨即緊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區各寺廟派出青年僧伽二百人，前往上海玉佛寺報導，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由弟子宏明任隊長，在該寺集訓。接著，法師又在上海清涼寺開辦準備收容傷兵的佛教醫院和圓明講堂等九處佛教難民收容所。僧侶隊在集訓滿月時，上海的“八•一三”戰爭爆發了，當地駐軍奮起抗擊，僧侶救護隊也開赴前線，出發前，法師對全體隊員講話，要求每一個成員以“大無畏”、“大無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戰救護工作，並說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救世學說的原則。法師對此作進一步的闡釋：“無畏”就是無所畏懼，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抗戰救亡中去；“無我”就是忘卻身家之我見，置自身生
死於度外去救護別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難。 法師又對弟子們解說“慈悲”的含義：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淩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辜橫遭殺戮”，不能“眼看著無數生命在殘酷敵機下被摧，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折足的哀呼慘號”，所以“挺身而出，懲一以儆百，誡少以救眾，負起抵抗侵略的救世之工作”，“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薩行”。後僧侶救護隊開赴戰場，他們對犧牲的戰士進行掩埋，將負傷的戰士和難民送往後方，晝夜奮鬥，英勇頑強，受到國內外愛好和平的人士前讚揚。由於戰事繼續擴大，法師又指令組織“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和“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一直到滬、漢等地上相繼淪陷，三個救護隊各自隨軍轉移他地。
7）法師對於佛理的參悟形成正見，即而正信不疑，故能在關涉生命與尊嚴面前，義正辭嚴，捨生忘死。1939年法師從南洋回國後駐錫上海圓明講堂。不幾天，日本人藤井草宣前來“邀請”法師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遭到法師的拒絕。隨後農曆的 九月初一 ，在圓明講堂蓮池佛會成立時，法師正在大殿上禮佛，突然來了四輛日本憲兵隊的汽車，幾十個憲兵包圍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弟子明暘。在日本憲兵司令部，法師受到嚴刑拷打。日本憲兵用手槍指著他的胸膛說：“你怕不怕死！”後又把他們師徒二人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司令部。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氣氛十分緊張，法師一心念佛，平靜如常。在夜閒人靜，萬籟俱寂，法師接受日軍的審訊時，從容鎮定。更為令人敬佩的是，法師雖然身陷囹圄，可依然念地獄、天宮皆為淨土，除受審以外，還連續打了三個靜七，並絕食以示抗議。經過一番較量以後，日本憲兵隊長轉而勸誘法師與之“合作”，法師以老病辭之。日寇無奈，只好將師徒二人放出。以後，日寇又幾經糾纏，企圖利用法師的聲望來為他們服務。圓瑛法師對外宣稱閉門謝客，專事著述《愣嚴經講義》來應付他們的糾纏。法師在這次生死劫難中，面對強暴，臨危不懼，從容應對。這全賴他平時修持深入，三昧定力功深，以致于他的弟子明暘每一念及，謂“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長”。在中國佛教學院師生請求法師贈言時，法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相勉。這正是法師依于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性，不礙人間正行。
8）法師精進勇猛，辛勤勞作，積勞成疾。1953年，他身體每況愈下，在病中，法師神情一如往常一樣安定。曾對明暘等人說：“我今病勢嚴重，恐難痊癒……身心尚感安樂，無掛無礙，出家人置生死於度外，以疾病為助緣，餘號‘三求堂主人'，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淨土為宗旨。現在福慧已求，最後只有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9）在1953年的夏天，法師輾轉于病榻之際，弟子明哲恭敬地前問：“如何行使佛子的使命？”法師慈目微笑，略一沉思，即說：“發菩提心，嚴持淨戒，弘宗演教，利樂人天。”稍停片刻後，又說：“為法為人為證菩提，愛國愛教愛護和平。”是年的七月中旬，法師自知塵緣將盡，決意歸老于寧波天童寺，於是束裝就道，前往寧波。到寧波一個月後，即9月19日 ，這一天，法師精神極好，毫無異狀，叫明暘將他的衣褲鞋襪取來，為他更衣，然後扶他到庭前，打坐有一個小時。該夜11點，諸師和信徒們都集到法師前一心念佛，法師的嘴唇也微動，默念佛號。11時15分，法師用慈眼向左右環視，作告別示意後，閉目正臥，在大眾的念佛聲中，安然逝世。
圓瑛法師在出家受戒後不久，就顯出過人的智慧。先在鼓山安居，親近妙蓮老和尚，學習律儀。半年後到大雪峰寺，親近達本老和尚。圓瑛法師在寺裏修習苦行，勤於勞動，受到眾人的好評，他任飯頭、菜頭之職有半年之久。21 歲時，他到常州天寧寺親近冶開老和尚，修習禪定五年。後又隨寧波天童寺寄禪老和尚習禪六年。以後又一一參拜了通諦、諦閑、祖印、慧明、道階等尊宿。後來圓瑛法師又朝禮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
法師曾在天寧寺，帶病參禪於禪七中，忽然定境現前，頓覺身心異常清廓，作一首偈雲：
狂心歇處幻身融，內外根塵色即空。
洞徹靈明無掛礙，千差萬別一時通。
26歲那年，又到寧波的天童寺親近寄禪老和尚，從他習禪。28歲的冬天，在禪七中，又出現定境，比前時更勝。一時身心俱空，湛寂圓明。又作偈：
山窮水盡轉身來，迫得金剛正眼開。
始悉到家無一事，涅槃生死絕安排。
此後法師的慧業日日有所增進。到了36歲，讀永明、蓮池兩位大師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門。寄禪法師禪淨雙修四十多年，並在 1935年秋天，在上海創辦圓明講堂，以此作為講經弘化淨土的道場。
1） 圓瑛法師深感中國佛教界，如不加強團結， 完善僧團組織，結集成強有力的組織，對內對外都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所以法師畢生毅力于佛教的組織工作，希圖通過加強佛教組織來振興佛教；形成和樂清淨的僧團，能適應現代社會環境而獲得社會的信仰，能淨化身心而得個人的解脫。不忽略社會，不忽略自己，在集團中實現自己，而佛法也就達到 了“久住”的目的。1928年第一次全國佛教代表大會在上海覺園召開，議決成立中國佛教會，這時才有了全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 圓瑛法師任會長，各省曾分設分支機搆，直接開始進行各項活動，請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產辦學目的的《寺廟管理條例》，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於民國18年11月改為《監督寺廟條例》，清除了對寺廟的直接迫害。” 自這時開始一直到抗戰後，法師曾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的主席或理事長。全國解放後，又與趙朴初、虛雲、喜饒嘉措、巨贊、陳銘框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並被選為首任會長.
2）教化眾生，圓瑛法師于31歲時開座講經，幾十年來，講席遍及寧波、上海、杭州、揚州、南京、北京、天津、廈門、潮州、長沙、武漢、臺灣、香港，並遠及南洋、新加坡、檳榔嶼、蘇門答臘、日本和朝鮮。法師精研大乘法寶《首楞嚴經》數十餘年。他自己曾說到過，當年為鑽研經中的深奧疑難之處，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寫下來，貼在牆上，逐條靜坐參究。明白一條，就扯下一條。達樣有八年之久，一牆的不明白之處，全都扯了下來。他一生講這部經有十三遍，每講必作充分準備。
3）圓瑛法師由於多年弘法，聲名遠揚，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紛紛禮請他做住持。法師一生十主禪林，領眾學修。他所到之處都是清規整肅，海眾安和。在住持天童寺時，圓瑛法師對眾宣誓：“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
4）圓瑛法師重視社會福利，將其作為他弘法利生的一個組成部分。民國初年開始任寧波佛教會會長時，創立僧民兩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貧寒子弟。1918年，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兼施以工讀，多方面來培養，得到社會的好評。1923年法師在南洋講經時，遇到星州的轉道、轉物兩位和尚，三人共同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並創設開元慈兒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兒。法師親主其事，教養兼施，按照普通學校設置學科，慈兒院免費供給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課本、紙筆等。1926年，法師為給慈兒院籌集資金，再次遠渡南洋群島講經，籌得巨額資金，使慈兒院得以維持。
5）圓瑛法師是發揚農禪傳統的高僧之一。中唐的百丈懷海禪師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來要求自己，成為佛教千古流傳的光輝典範。 1909 年，圓瑛法師在寧波創建接待寺道場時，親自操理百多名僧眾的衣、食、住、醫藥等。有一次，他為寺裏購運柴米，親自撐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圓瑛抓住船幫隨船漂了很遠，才被人搶救上來。寺裏吃水困難，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壞了，他就上房修補。盛名之下，他並不養尊處優，還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6）圓瑛法師的優良品質還在於當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時，決不為了自身的清淨袖手旁觀，而是出於人間情懷，積極救助。且在國難當頭之時，通過對佛法的闡釋來鼓舞士氣，將佛陀的勇猛無畏的精神深入到人們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師擔任全國佛教會主席，“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淪陷。法師當即代表中國佛教會通告全國佛教徒修建護國法會，並致書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則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和世界之和平。”他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並寫下了憂國憂民的對聯：“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表達了他雖皈依佛門，然仍未忘世，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情懷。 七七事變後法師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自任團長。隨即緊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區各寺廟派出青年僧伽二百人，前往上海玉佛寺報導，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由弟子宏明任隊長，在該寺集訓。接著，法師又在上海清涼寺開辦準備收容傷兵的佛教醫院和圓明講堂等九處佛教難民收容所。僧侶隊在集訓滿月時，上海的“八•一三”戰爭爆發了，當地駐軍奮起抗擊，僧侶救護隊也開赴前線，出發前，法師對全體隊員講話，要求每一個成員以“大無畏”、“大無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戰救護工作，並說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救世學說的原則。法師對此作進一步的闡釋：“無畏”就是無所畏懼，不怕髒，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奮不顧身地投入到抗戰救亡中去；“無我”就是忘卻身家之我見，置自身生
死於度外去救護別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難。 法師又對弟子們解說“慈悲”的含義：菩薩慈悲，不能“一任強暴欺淩迫害”，不能“坐視弱小無辜橫遭殺戮”，不能“眼看著無數生命在殘酷敵機下被摧，尤其不忍聽那為了抗擊日寇而負傷在沙場上斷臂折足的哀呼慘號”，所以“挺身而出，懲一以儆百，誡少以救眾，負起抵抗侵略的救世之工作”，“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薩行”。後僧侶救護隊開赴戰場，他們對犧牲的戰士進行掩埋，將負傷的戰士和難民送往後方，晝夜奮鬥，英勇頑強，受到國內外愛好和平的人士前讚揚。由於戰事繼續擴大，法師又指令組織“中國佛教災區救護團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和“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一直到滬、漢等地上相繼淪陷，三個救護隊各自隨軍轉移他地。
7）法師對於佛理的參悟形成正見，即而正信不疑，故能在關涉生命與尊嚴面前，義正辭嚴，捨生忘死。1939年法師從南洋回國後駐錫上海圓明講堂。不幾天，日本人藤井草宣前來“邀請”法師出任“中日佛教會會長”，遭到法師的拒絕。隨後農曆的 九月初一 ，在圓明講堂蓮池佛會成立時，法師正在大殿上禮佛，突然來了四輛日本憲兵隊的汽車，幾十個憲兵包圍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弟子明暘。在日本憲兵司令部，法師受到嚴刑拷打。日本憲兵用手槍指著他的胸膛說：“你怕不怕死！”後又把他們師徒二人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司令部。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氣氛十分緊張，法師一心念佛，平靜如常。在夜閒人靜，萬籟俱寂，法師接受日軍的審訊時，從容鎮定。更為令人敬佩的是，法師雖然身陷囹圄，可依然念地獄、天宮皆為淨土，除受審以外，還連續打了三個靜七，並絕食以示抗議。經過一番較量以後，日本憲兵隊長轉而勸誘法師與之“合作”，法師以老病辭之。日寇無奈，只好將師徒二人放出。以後，日寇又幾經糾纏，企圖利用法師的聲望來為他們服務。圓瑛法師對外宣稱閉門謝客，專事著述《愣嚴經講義》來應付他們的糾纏。法師在這次生死劫難中，面對強暴，臨危不懼，從容應對。這全賴他平時修持深入，三昧定力功深，以致于他的弟子明暘每一念及，謂“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長”。在中國佛教學院師生請求法師贈言時，法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相勉。這正是法師依于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性，不礙人間正行。
8）法師精進勇猛，辛勤勞作，積勞成疾。1953年，他身體每況愈下，在病中，法師神情一如往常一樣安定。曾對明暘等人說：“我今病勢嚴重，恐難痊癒……身心尚感安樂，無掛無礙，出家人置生死於度外，以疾病為助緣，餘號‘三求堂主人'，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淨土為宗旨。現在福慧已求，最後只有一心念佛，求生淨土。”
9）在1953年的夏天，法師輾轉于病榻之際，弟子明哲恭敬地前問：“如何行使佛子的使命？”法師慈目微笑，略一沉思，即說：“發菩提心，嚴持淨戒，弘宗演教，利樂人天。”稍停片刻後，又說：“為法為人為證菩提，愛國愛教愛護和平。”是年的七月中旬，法師自知塵緣將盡，決意歸老于寧波天童寺，於是束裝就道，前往寧波。到寧波一個月後，即9月19日 ，這一天，法師精神極好，毫無異狀，叫明暘將他的衣褲鞋襪取來，為他更衣，然後扶他到庭前，打坐有一個小時。該夜11點，諸師和信徒們都集到法師前一心念佛，法師的嘴唇也微動，默念佛號。11時15分，法師用慈眼向左右環視，作告別示意後，閉目正臥，在大眾的念佛聲中，安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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