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uddha

　一
　　1890年，太虛法師生於浙江海甯縣長安鎮的一戶中產人家，一歲時作泥水匠的父親病逝，五歲時年輕的寡母再嫁他鄉，師由外祖母一手撫育成人。1901年夏，多愁多病的張氏步前夫之，僅二十八歲變夭逝了。太虛聞訊奔喪，“捧著她的頭入殮，默默地落淚”。
　　外祖母周氏是虔誠的道教徒，女兒改適後，便帶著外孫住進鎮郊的一座小庵院，專意修道念佛。與大多民間信仰者一樣，佛、道二教在她眼裏區別不大，可以兼奉不悖。茹素誦經、燒香添油，除此生活別無內容。1897年秋，他隨周氏參加的朝山團去九華山晉香，同行七八十人，往返兩三個月，留下了深刻印象。
　　“船中每日作朝暮功課及念佛三炷香，我在此時即隨同念熟了常誦的經咒。暇時，聽一二老僧與外婆講一路的古跡，及菩薩、羅漢、神仙的遺聞佚事……”
　　次年正月又同朝山普陀山，順道在寧波的天童、育王、靈峰等名刹瞻禮。

因體弱多病和貧寒，師的正規教育只到“溫讀四書”、略有“文思”便嘎然而止，1904年4月初的一個下午，師藉故離開了鎮上的朱萬裕百貨店，中止了自己的學徒生涯，告別故鄉，孤身踏上前途未蔔的出世之路。普陀山僧人行雲流水般逍遙自在的身資，不可思議的神仙之境和神通……是的，魔幻般的未來隱然可見；揣著一年中私蓄下來的七八元路費，師想：該夠用了。

　　這年五月，師禮平望小九華寺監院士達為師，于蘇州木瀆滸墅鄉一座小廟剃度為僧，法名唯心。不久，隨師往鎮海玉皇殿的師祖奘年老法師，奘老替他立下了太虛這個表字。11月，師赴寧波天童寺受戒。“受戒前問年滿二十否？教令答雲：以滿；明明打誑語，心中雖不謂然，亦只可隨教答應。所以我雖受過比丘戒，始終不敢自稱比丘”。師受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的賞識，受戒完畢，被介紹去寧波永豐寺讀經學文。不久又往返於永豐、天童二寺間，或向寄禪請益向上宗旨，或于天臺宗匠道階法師座下聽講經綸。師思維敏銳，記憶力和悟解力出眾，常被老法師們贊為法器。1906年，師16歲與圓瑛法師結為兄弟。二人相勉“各自立志，宏法利生，不可虛度韶光，甘居人後”，“願得同究一乘妙旨，同研三藏玄文，同為佛過棟樑，同作法門砥柱！”。

　　1907年秋，圓瑛法師介紹師去西來寺閱藏。用師的話：此行“大有造於我的一生”。師先是憑興致在大藏經中沒有系統地胡亂抽閱，後經以為老法師指點，乃從《大般若經》開始循次研讀。一日，不可言說的 某種宗教體驗無聲地降臨了：
　　“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刹煥然炳現如淩空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書數小時如彈指頃，厲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數日間，閱盡所餘般若部，旋取閱《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

　　師壯志盈凶，理論與理想初初匯合，立刻透出淩厲的鋒芒。是年師與鼓吹反清革命的激進僧人棲雲邂逅，接觸到了《民報》《新民從報》關於革命抑或改良的政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謅容的《革命軍》，大受感染。“初不捎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場，只覺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而已。”1910年2月師與棲雲放舟南下，赴廣州組設僧教育會。教育會因故未能成立，但以佛法、詩文為緣，與地方紳士及一批執自由思想的知識精英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組織佛學精舍，講經說法，名聲漸隆。師開始著述，編撰了《教觀詮要》、《佛教史略》，提出“世界時代”業已來臨，必須融攝既變的政教學術新知，適時鼎革，以圖世界化佛教的中興與全盛。”，“人能宏道，非道弘人，歷史第為
英雄之譜牒”，師與黨人交結，參與密謀集會，儼然是出生入死的同志。師接任主持的白雲山雙溪寺，也由蕭然梵刹變成了黨人頻繁出入的據點。托爾斯泰、巴枯甯、蒲魯東、克魯泡特金、馬克思、辛德秋水的譯著不時出現在師的案頭。一方面就這些不同的社會政治理論本身進行抉擇，一方面是怎樣以佛教的終極關懷予以貫攝。

　　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師自料難免緝捕，急辭雙溪寺主持，匿居潘達微的平民報館。。為幾棲雲被捕，從其身上搜出師的《吊黃花崗》七古詩作，官府發兵圍白雲山搜索未得。經交契的官紳名流為開脫，才得到了自行離粵可不追究的寬敕。“孤吟斷送春三月，萬事都歸夢一場！護取壁間雙寶劍，休教黑夜放光芒”轟轟烈烈的一年象夢一樣破碎了。

　　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萬象更新。“餘憤僧眾之委靡頑陋，擬用金剛怒目、霹靂轟頂之精神，搖撼而驚覺之。”同年師晉孫中山，得政府支持，師在鎮江金山寺組織佛教協會，師任主席，提出“人間佛教，走上社會”的觀點，師以金山江天禪寺為基點，搞起改革，將大雄寶殿、禪堂、齋堂等佛教名詞改為社會名詞貼上了大禮堂、接待室、辦公室、教室、食堂……等紙條，。結果其他法師堅決反對，並在市里各寺廟的支持下，向仁山法師一班人馬展開圍攻，仁山法師差點被打死。師和仁山法師跑到江蘇省政府，從鎮江市里領來一批人把領頭鬧事的青權和霜亭兩位老和尚抓了起來，關在監獄裏。監院蔭屏回來後，冒雨連夜趕到上海，在哈同花園找到了宗仰大和尚，禮跪不起。經
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干預，放回老和尚，才告平息。師的改革由於時機不成熟，考慮不成熟，剛剛拉開一個序幕便陷於停頓。4月，師應寄禪之召參加中華佛教總會，協進會隨之合併。

1913年3月，中華佛教總會正式成立，任命師為《佛教月報》主編。師呈議七條，提出佛教應采行集產制度，化私為公，個人不得傳法收徒，以絕弊根。同時有增設”懺摩“、”異方便“等宗的建言，期令誦經禮懺、念佛往生等大眾化信仰需求及實踐的氾濫局面有所梳理。在服制止，亦率領自我革新，除袈裟直啜之禮服外，他項似不妨隨俗，並以《佛教月報》為佛教革命運動正名。〈致私篇〉、《宇宙真相》、《無神論》、《抉偽披真》、《幻住室隨筆》相繼在月刊上發表。至九月，月報停刊。師開始自省曾為之傾付希望的種種政教學說，師懷疑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精神的顛沛中師決定暫息塵緣，入山再究佛法，以求更全面更透徹的認識，

二
　　
　　師在普陀山閉關。將近三年，索居孤院，禁足不出每日恒定不易地坐禪、閱讀、寫作。
　　基於大乘八宗平導不二的理念，師堅持學佛應當先發濟苦救世的菩提心，認為圓滿的佛法精神是“菩提心為因，大慈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以了脫個體生死，離欲趨寂為側重點的小乘意思，只是大乘的方便行而已。在中師一本佛法不離世間的古訓，糾除過去務臻玄遠的空疏之病。師討厭愚昧，也討厭蹈空浮華的貴族習氣；能夠為人服務的理論才是有價值的理論，佛法不是少數人避世寄生的工具，〈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論〉列舉仕成、政軛、戒弛、儒潤、義喪、流六事，據史剖析。師寫了〈破神執論〉、〈教育新見〉、〈論哲學〉、
〈論周易〉、〈論荀子〉等諸多論文及殘篇，這年師26歲.

　　1917年立春，師走出關房。10月赴臺灣講學，東遊日本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考察。師對日本佛教現代發展中表現出的濃烈的多元化、世俗化氣息頗為不滿，大有過猶不及之慨。1920年，〈海潮音〉創刊。‘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覺音，”引導現代人心正思。

　　俄國革命成功後，師敏銳地察覺到封建的寺院農莊經濟終將成為新時代詬病，師將自己空言難行的〈整理僧伽制度論〉在〈海潮音〉的連載中止，發表〈人工佛學之新僧化〉、〈唐代禪宗與社會思潮〉等論文。“內容是說僧眾對於資生事業，在不違背佛法原則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讀的性質。師提倡僧人自力，提倡僧人自治。針對一般學佛者或取相流俗、或執理廢事的誤區力闡“行為主義之佛乘”——“人間世無一非佛事”。贏得了相當的支持者，也樹立了更多的反對派。上海、杭州、廣州、北平、武漢三鎮及蘇皖各地，師奔走講經弘法，名流政要皈依信護者頗多，道譽日隆。而譽之所至，謗亦隨焉.

　　“滬上佛徒，大抵以諦閑，印光和我為中國現在三大派，冶開等。但我真心而行，對諦閑法師仍尊以前輩，初未意識及此種的分派。唯從民國八年起，我與歐陽漸突起為佛學界的雙峰，則于九年唐繼饒的赴滇亦可見之，此難免為向來追從諦閑、印光、冶開等僧徒居士們大生驚異。......世人於此種分派觀念一直持續著。十九年後，似乎諦閑隱退了,由印光與我來對峙;二十年後，似乎印光隱退了,由圓瑛與我來對峙。到十年後，我的學徒們皆意識著此種的對峙，因此漸漸地尖銳了。”

　　1921年3月,師接任杭州淨慈寺的方丈位，雷勵風行地整頓寺規，革退腐人，氣象為之一新。然7月，地方上的事諸住持往于官署，想請師離開。師上訴于平政院。大總統徐世昌頒贈了“南屏正覺”匾額一方；又有倪德薰、康有為等知名人力保。師返回淨慈寺.師銳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結果如何，其情可歎。師的命運,好像永遠要逆流而上。

1922年，師在湖北的弘法產生了效果,不少名流皈依座下，回應師的主張，師一提出辦佛學院的主張，立即得到陳裕時、李隱塵、湯銘、胡瑞霖、王森甫等人的大力囊助9月,武昌佛學院開學，太虛法師任院長，梁啟超任董事會董事長。

　　“佛學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師範人才，出家者實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組織正信會，推動佛教于廣大人間……課程僧制工作，在家者組織正信會，推動佛教于廣大人間......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參取禪林規制。早晚課誦，惟稱念彌勒、回向兜率為異。”

　　武昌佛學院和同年由歐陽竟無開辦的支那內學院，堪稱近代佛教教育學術研究的兩大奠基石。師在佛學院先後講授了《教觀綱宗〉、《三論玄要〉、《十二門論》、《成唯識論》、《解深密經》及因明學等多門課程，循循善誘，如母嘯子。多年的鬥爭使師深深意識到，佛學院應成為造就弘法棟粱的大熔爐，而非——“照古人注解背講不謬，”“或聽記經中一二則因緣，向人誇述而已”的經法師的“養成所”。張宗戴、甯達蘊曾為五四運動學生骨幹，隨著中西文化討論的展開，他們重新審視東方文化的現代意蘊，皈信佛教，在北京發起新佛教青年會，編行《薪佛化旬刊》並到武院求學。師因勢利導，令他們推行佛化青年運動，改新佛教青年會為佛化新青年會，編《佛化新青年》。得到胡瑞霖、
蔡元培、梁啟超、章太炎、黃炎培、江亢虎等各界著名人士的支持一批知名的法師長老也聯名通電予以首肯。至此,以師為核心，以武院為大本營，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為宣傳媒介，以佛化新青年會為激進先鋒，全國規模的佛教革命運動聲勢初具,成效可觀。

　　1924年6月，武院第一屆學生畢生。杏林初成，原為可喜，而新的矛盾卻同時暴露出來。門下以張宗戴，甯達蘊等人為中間的“太虛左派”革命情緒高漲，言行激烈，今諸山長老漸惑不安。其時佛化新青年會已在全國十餘省市陸續設立分會，會員達數千，奉師為導師，以“農禪工禪”、“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為號召。一方面致力宣傳協學等實踐，一方面屢屢向"守舊"長老施壓，要求僧界洗心革面。最後北京的佛化新青年會以快郵代電，提出“八大使命”。散佈傳單詆訐印光法師、諦閑法師、范古農、馬一浮這樣一來，全國震動,爭激成軒然大波。10月，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停頓。次年密教漸興，武院部分院董及師的弟子、學生信仰漸移,趨於神秘,對改革事業的興趣和支持減
弱,師不禁，萌生頹意。新生開學未久，10月底，師忽然招集全院員生，宣佈院務交人代行，留函院董會辭職，半小時後即搭輪船離開武漢。

離武漢後，師經上海回甬,於山中靜居。頻年驅馳,殫心弘教，身體大不如昔，思考過度導致腦力損傷。

　　1925年，經武院院董委懇請，師同意繼續擔任院長。但此後實際院務很少主持。4月，師與白普仁莊思緘等在北京設立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國內軍閥紛爭,內戰不休，僧界依然憒憒無為，師屢挫思痛，方針一變，以為“中國人心之轉移系乎歐化,”與其在政治墳化、佛教現況都不具備革命基礎和環境的情況下無功而求，不如先著手佛教國際化運動。“先使歐西各國優秀人士確信于佛法，把他們做尺立國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變都有所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才可安定,中國的民眾亦因歐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夏秋，師在大林寺設廬山學窘，培養學員，作環游歐美布教的準備。

　　10月,中華佛教代表團赴日目幼東亞佛教大會，師任團長。會議在東京召開,歷時三天，他宣讀了唯識學的一篇論文，並針對日本佛教的俗世化，強調僧格的養成是宣傳佛教的根本所在。會後參觀了各地諸大寺及佛教大學，11月下旬回國。所到之處,他致辭、演講，法音弘布，日本佛教著名學者造訪頻頻。唯佛教能救今世，而責任端在亞洲佛教徒,他希望這一任務能通過各國各宗派之間互解互學，組成無國界的教團得以完成。

　　1926年春，師在上海發起全亞佛化教育社，後改名中華佛化教育社，創辦《心燈》旬刊。６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硝煙又起。開戰前後，師在杭州、武漢、北京等地講經布教，不忘國事，曾通電呼籲和平，並致書孫傳芳、唐繼堯等地方軍閥，以王道和佛化相諫。8月,應星洲經會之請，赴新加坡弘法，原打算乘此機會再赴歐美宣化，因水土不服患了熱病，遂於10月回國。在廈門，受到盛大歡迎。南普陀寺柬約僧學紳商界領袖,舉行宴會,魯迅等也破例予會。魯迅對師的印象是“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4月末,師在南普陀寺行住持進院禮，並任閩南佛學院院長。師接辦的6年中，閩南佛學院日新月異，成為武漢佛學院之後又一座大型佛教教育中心。它以“佛教住持僧寶弘法利生為宗旨，”專門招收出家的僧人，學制上則沿承武院教研並重、佛學世學兼受的傳統，和思想自由、學風純正、知識全面的特點。

　　“閩院被稱為太虛佛教革新事業的第二大本營，它對佛教教育作了多方面探索，太虛總結了在閩院推行教育實踐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創見。……閩院及武院培養的學僧此後散播全國，成為佛教革新的種子。由閩、武兩院師生主持或任教的佛學院遍佈各地。......這些院校，辦學時聞長短不等,但實際成為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的中堅，也構成了佛教革新事業的骨架體系。”

　
　　時政局迭變,7月，武漢政府反共。8月，蔣介石電邀師游奉化雪竇寺。9月9日，師抵雪竇，

　　“蔣公擬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時,把陽明學和佛學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吳禮卿、張文白兩君同遊千丈崖下，與寺僧規劃建橋築路和修理飛雪亭、妙高臺等工程,興致甚高。當晚，有一美國人來謁;談後，蔣公趣向上似有了轉變。中秋的早晨，美國人辭去後,我示辭行;但蔣公約我同到溪口過節，下午乃偕吳張二君等下山，路經蔣母墓暫停，轉止溪口文昌閣,閣上蔣公藏甚富，山水尤占形勝。晚餐畢，團坐賞月，蔣公集親友請我為誦《心經》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謝，並告以欲赴歐美考察遊歷。蔣公旋過滬，東渡扶桑。過滬時，囑陳果夫以三千元贈余，作歐美游費。”

　　冬季，師發表《告徒眾書》。對於舊式佛教徒，他已無心格斥，而將佛法救世運動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新佛徒沒有真正承擔起應盡的責任:要麼腐化、僻化於舊僧，喪失革命精神；要麼過於激進，視傳統為無物，以俗簪僧，以入世事取代寺院成規，遇到嚴重挫折，便“紛紛退僧而返俗，以尋其新式之生活。”由於堅持僧界、俗界的分野,師對歐陽竟無、王弘願等法相，密宗學者主張在家佛徒可為出家者之師的觀點極不滿意，視為“俗之僧奪”。無論“建僧”、“救僧”，他都始終本著一個基本看法，即住持佛教出家的僧人。在師看來來，“僧之俗變”和“俗之僧奪”兩種現象的普遍出現，實際意味著“十年來有計劃有組織有紀律之佛法救世運動”的“根本摧破”。因此連苦心經營、鼓吹革命的《海潮音》也不想再辦下去了。

　　閩南佛學院是冬發生學潮，致使寺務、教務均陷停頓。1928年2月,師委派大醒、芝峰前往處理，下半年重新招生,從此步入正軌。大醒是師門下的得力助手，在武院曾編《新僧》。去廈門不久，編行《現代僧枷》，指名道姓地批評諦閑、印光、黃健六等緇素。閩南佛學院後應戰事而停辦.

　　這時大環境對佛教十分不利。內政部長薛篤弼有改僧寺為學校之議，中大教授邰爽秋拋出廟產興學的具體方案，擬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臨此逆流,僧界大受震動，師以“中國信佛的革命民眾領袖”名義，發表“對於邰爽秋廟產興學運動的修正”，駁斥薛、邰的主張。此後廟產興學風潮多次泛起，均為佛教界挫敗。

　　4月，師擬領袖的聲謂,作《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師原想以此為綱領,籌建組織健全的革命僧團，可惜被大醒、芝峰公開發表，未獲實施。四五月間，師患半身不遂神經痛症,寓滬醫治，複萌成立全國佛教統一機構的念頭。發起“全國佛教徒代表會議”。蔣介石邀師到南京,偕游湯山。師趁機進言，得到蔣氏贊可，終於在七月未成立了中國佛教會籌備處。

　　8月11日，師偕翻譯鄭太朴、趙壽人，登上安特雷朋號客輪，離開上海，踏上環遊歇美的布教之程。行前刊佈啟事曰：

　　“近曾以開全國佛教會議及籌備中國佛學會案，貢獻全國緇素。至成效若何,須待先進耆碩，同輩賢俊後起英豪為共同之努力。在太虛個人,僅能掬示此對於中國佛教之忠誠毛耳。茲因需踐赴德講學之宿諾，並經緬甸、錫蘭商來歲在仰光,後年在印度菩提場開萬國佛教會之事，於一月間放洋。順便遊覽歐美諸國文化及宣揚佛法，深願留心佛學及世界文化者,錫之教言。並謝高易楊公、泰化蔣公之資助。”

　　三

師去了很多地方，活動是那麼頻繁，幾乎馬不停蹄地參觀、會晤、講學、聯絡。足跡曾駐的重要國家和城市，就有越南，新加坡，錫蘭，埃及，法國的馬賽、巴黎，英國倫敦，比利時，德國的佛郎俯、柏林、萊勃齊、耶納，美國紐約、華盛頓、芝加哥、三藩市、檀香山等等。所到之處，師與各國政界、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廣泛接觸，交換對於世界現狀和人類前途的看法，與各國佛教學者及感興趣者討論佛教問題，宣揚佛法真諦，介紹中國佛教的過去和現在。許多歐美著名學術機構、高等學府都留下了師縱橫演講的身資……。師呼籲全球佛教同志聯合一致，組建國際性佛教組織——世界佛學院。在英、法、德、美等國成立了通訊處、籌備處。佛學院宗旨為：“昌明佛教，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

　　如1928年10月20日，於巴黎發起佛學院。師為中國發起人，設通訊處於南京毗盧寺。法國發起人有希爾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愛斯嘉拉、馬古烈、臘爾華、伯希和馬格爾、龍舒貝勒等二十餘人，設通訊處於巴黎東方博物館。1929年2月3日，法國外交部代表比勒宣佈，法國政府令巴黎市政廳捐地為世院基址。時法國允為發起人者已擴至300餘人。2月10日，巴黎佛學會成立，太虛出席指導。1928年11月5日，商定由倫敦佛教會長亨佛利士聯絡英國佛學界，籌設世界佛學院倫敦籌備處。於倫敦無線電臺廣播“告全球佛學同志”。1928年12月，與德國佛朗俯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衛禮賢商決：以中國學院為世院之德國通訊處，招集發起人。于院刊譯載中文佛經。1929年1月，已征得德、奧、匈、瑞、荷、捷各國發起人60余名。1929年3月13日，與芝加哥費爾特博物館長羅特商決：設世院美國通訊處於此。

　　4月5日，師一行登上范明總統號輪，離美返國。歷史性的弘法歷程落下了帷幕。

　　回國之後，師很快便因中國佛教會的領導方向產生紛爭。圓瑛法師另組中國佛教會。

　　師雖被推為執監委員會的七名常委之一，但阻力重重，會務難以展開。1929年11月，南京中國佛學會成立大會，師任會長，打算專注于世苑《世苑改名》和佛學會的建設，師函辭中國佛學會常務委員及學務委員長之職。佛教會堅留未允。閩南佛學院學僧與江浙僧成水火。矛盾越來越公開化了。

　　1930年至1931年師穿梭於廈門、北京、武漢、四川等地，一如既往地忙於演講弘法，宣傳人生佛教和建僧運動，同時致力於世界佛學院的籌畫落實和佛教會的運做。師再次修正自己的建僧方案，撰《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建僧數目從《整理僧伽制度》估計的八十萬減至四萬，其他方面也更趨實際，主張分僧人為學僧、職僧、德僧三級。並為學僧訂立“律議院”、“普通教理院”、“觀行參學處”共十二年的學程。在佛學研究方面，師更加注重佛學的融通性和世界性，將閩院研究部分成“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五系，于漳州成立”錫蘭留學團“、學習英文以備留學，在北京成立世界佛學院華英文系之柏林教理院，在四川北賠縉雲寺發起建立”漢藏教理院”，接受南京佛國寺為世苑苑址。師計畫用12年時間，大量培養大學本科生和佛學專家等佛教高級知識份子，培養名寺廟高級管理人才，對那些喪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們集中到山林寺廟裏去靜養潛修，使老有所養。 師告訴新生：“最近創立世界佛學院，其研究佛法之根據，又較吾昔根據華文者大有擴充。”“今後之佛學，應趨於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正與發揚……今後研究佛學非複一宗一派之研究，當于經綸中選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後博通且融會一切經律論，成圓滿精密之勝解。”

　　1931年4月8日，中國佛教會召開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約各省區、蒙藏、四大名山、佛學院、居士林派代表參加，會上師被選為執行委員。面對空言惡行，經費枯窘、人才凋敝、有章不循等種種弊端，師拍案而起，提出《告全國佛教徒代表》，堅決表示，敷衍之教會，有不如無。“不能振作，應即取消！願先決，然後改選。”這一斬釘截鐵的態度贏得了有志佛教振興的多數與會者的支持。

　　“會議改選結果，師一系獲勝利，仁山、台源、謝鑄陳、黃懺華並任執委。黃建六、鐘康侯等落選。”

　　圓瑛法師、聞藍亭等江浙首腦相繼辭職，師，王一亭，謝鑄陳等人全部接管中佛會，移至南京毗盧寺。5月經師、班禪的努力，國民會議通過保護是產的決議，第二次廟產興學之風始稍收斂。江浙諸大寺院會費抗而不繳，陷會務於無力進行；一方面印發傳單，指責會議選舉為不合法，主張中佛會仍移滬辦事。鑒於事之難行，6月3日，師亦宣佈辭職。14日，上海部分執委以協和挽留名義，召開執委會，請求所有辭職者複職，並決議于南京會所外，上海另設辦事處，仍由圓瑛法師、鐘康侯等主持。“此非協定挽留，實乃偷天換日，棄京會於不同。大師佛教會之工作，完全失敗”。7月2日，師在北平發出退職通告，聲明今後於中佛會事務概不負責！。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師的抗日救國立場是堅定的。作為關心人類福祉的宗教家，師號召創組“佛教青年護國團”。師不顧親日通敵的嫌疑，仍與日本佛教界保持聯繫，致力國際親善，謀挽千鈞一髮。這使師在蘆溝橋事變前，既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仇視，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深旨的國人疑謗。

　　早在若干年前，師就產生了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宗的認識，認為中國佛教若能振起，必有賴於禪宗的復興。但師自己悲心深切，戳力菩薩行的宣導與實踐，無法在這方面作出示範，所以雪竇寺禪觀林雖擬出了章程，卻一直未能如法進行。柏林教理院興辦不到一年，便因經費無著而告停；世苑圖書館於1932年開幕，其預科班亦以相同原因在1934年停頓，直到1936年才靠一筆不大的資助，再度開辦了研究班。只有漢藏教理院在法尊法師的管理下，尚為平穩。這段時間裏，幾位能從經濟上給他大力支持的信徒相繼離開，弘化的不免大受影響。師慘澹經營著，支著病體繼續前行，而衰老的感覺已籠罩在師心頭。

　　“餘就滬療養，病漸愈，但衰老劇增！佛教前途，唯望座下等努力而已！”

　　師只想為佛教多做些事情，無意給自己披上什麼光環。湖南佛教界發起替他鑄銅像，以表景仰，《海潮音》推波助瀾地發表了這則消息。

師馬上去信給編者福善：

　　“對虛與此過分之譽，已令惶不安，蓋虛僅願學菩薩發心修行而未能者耳，而本刊編者未代辭謝，反助為宣達，更使慚汗無地，並適招忌者之謗。以後如有關於此種文字，務為辭絕為幸！”

這和《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中的自由是完全相應的在這篇夫子自道式的講話裏師申明自己僅是一個學佛的凡夫，“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既非研究佛書的學者，也不是傳承一宗一派的徒裔。師用現實平白的口吻告訴信眾：他沒有成佛，也根本沒有“求即時成佛之貪心”；他只是學生，剛剛開始學習怎樣發菩提心，怎樣菩提行，怎樣在學佛的漫漫長途上踏踏實實地積累福、慧資糧。

　　1937年冬，師總結自己近三十年的活動歷程，寫出了《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標題是少見的，但不難由此感到它底下蘊含的辛酸、沉痛，以及現身說法、有望來茲的意味。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啟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制度”。

　四

　　
　　1937年7月16日，師電告全日本佛教徒，呼籲日本懸崖勒馬，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同時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電告全國佛教徒：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

　　1398年，南京、上海淪陷，師先後作《降魔救世與抗戰救國》、《佛教徒如何雪恥》等多次公開講演，說明遮止罪惡是佛法慈悲普濟精神的積極體現，二者相輔相成，絕無違悖：

　　“日本的三千萬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龐大數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軍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應當真切的知恥，體念佛教宗旨，實現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應知之恥，和佛教徒應如此雪恥。”

日本為粉飾其侵華暴行，發動輿論工具，大肆進行“保障及發揚亞洲文化”的宣傳。對東南亞各佛教國，猶以中國摧殘佛教作為其侵略的藉口，蠱惑不淺。1939年9月，國民黨政府函聘師為佛教訪問團團長，以佛教自發組織名義出訪東南亞各國；10月中旬起程。此行主要訪問了緬甸、印度、錫蘭、馬來西亞等地 。

　　“在緬甸時，曾將我國抗戰情形，詳為報告，蓋該處為我國抗戰命脈，關係至為密切，國際宣傳未容或缺。經餘解釋後，緬即組織一訪問團，赴華訪問。後至印度時，則從事文化之探討。……赴印目的，即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華文化之興趣。經錫蘭，本團最大工作，為佛教聯絡，當余抵錫時，首相、市長及各顯要均至舟站觀侯，且開多處盛大歡迎會。僧長及余坐於中間，其他官民分列兩旁，先受三皈依。錫蘭為歐美交通孔道，且為佛國，實為國際宣傳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魯亦主持歡迎，甘地、泰戈爾都曾訪問過。”

　　7個月後，訪問團回到昆明。站在瘡痍滿目的祖國大地上，師想起印度恒河之畔曆劫僅存的殘損、寂寞而依然莊嚴的釋伽遺跡，那些斷裂的精美石幢，空曠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樹，使師胸中充滿憂患的迴響。還能為此做多少工作呢？

　　“你們祝我壽，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學生會努力籌備！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茲會。”

　　“時事都在大困難中，曾國藩說：打得過難關，便為好漢！此正為修煉磨心時也，勉之！”

　　 師的理論仍在完善。在師看來，中、印、西三大文化可用唯生、唯心、唯物來概括，與佛學中的法界圓覺宗、法相唯識宗、法性空慧宗適可陪當。

　　 1943年，內政部又頒發侵奪教產的《寺廟與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師發出虞電，呼籲全國反對；在主管司科不允取消的情況下，悲憤陳詞，致書蔣介石，以死捍教：

　　“整興僧寺發揚佛教，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為太虛第一生命。太虛對於中國文化，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對於抗建之努力，亦不為少。……催奪僧寺，危之佛教，以斬絕第一生命之舉動，則太虛固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

　　“如何矜察，而令由主管官署施行，則太虛自當在佛教徒立場上，倍加努力以贊囊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不然，則絕不能坐視寺僧催剝、佛教危亡，而再靦顏苟活於斯世也。“

　　書上，得停止施行。有這樣的佛子。1944年8月，師患輕中風，臥病縉雲山。”緇素聞訊，咸為大師體健關心。在山養療數月，始告康復。屈文六來山探病，時症已大減。屈語大師以“萬緣放下”。師笑謂：“吾幾曾提起！”。
　　抗戰勝利，百廢待興。受阻廷滯的“中國佛教理整委員會”終於得以成立，師任第一常委。師以絕大氣魄提出了石破天驚的新意見——佛教組黨。但和其他變革措施一樣失敗。1946年7月，師在上海成立”覺群社“，創辦”覺群週報“，對僧人參政設定了”問政不幹治“的理論綱領。
　　
1947年3月師接上海玉佛寺震華法師圓寂噩耗，繼而又聞《覺群》編輯福善法師逝世，師十分難過。12日為圓寂的玉佛佛寺退居方丈震華書“封龕法語”，此為大師最後遺墨。後師在上海玉佛寺做開示“諸法刹那生，諸法刹那滅，刹那生滅。”師說法將竟，中風舊疾復發。京滬杭甬間弟子，聞訊來集，多方醫護。然師於以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於玉佛寺直指軒安詳舍報。時玉佛寺主葦一；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塵空、燈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寬、謝健、沈仲鈞、衛立民、楊樹梅、過聖嚴、胡聖輪；侍者楊承多等侍側，助念彌勒聖號，祝上生兜率，再來人間（塵空“虛公病室日記”）。治喪期間，重慶法尊，武昌葦舫，西安超一，開封淨嚴，杭州會覺、巨贊、宏妙（大師徒孫）、印順、妙欽、續明，南京曇缽，鎮江雪煩、茗山，常州明智等，均先後來集。弟子集議對於大師志業之推進。議決：重慶世苑漢藏教理院，由法尊法師主持；武昌世苑圖書館，由葦舫法師主持；海潮音由塵空法師主編。法師年譜由印順法師編寫.
　　
4月8日，舉行師荼毗典禮。自玉佛寺趨海潮寺，參加恭送荼毗行列者，長達裏餘。

　 10日晨，法尊等於海潮寺拾取靈骨，得舍利三百餘顆，紫色、白色、水晶色均有。

心臟不壞，滿綴舍利。

　 師去了，留下了七百多萬字遺著，供後人參研。


人天長夜，宇宙黯暗，誰啟以光明？三界火宅，眾苦煎逼，誰濟以安寧？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佗耶！佛佗耶！昭朗萬有，任席眾生，功德莫能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歸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二諦總持，三學增上，恢恢法界身；淨得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磐城！眾緣性空唯識現，南無達摩耶！達摩耶！理無不彰，蔽無不解，煥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歸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依淨律儀，成妙和合，靈山遺芳型：修行證果，弘法利世，焰績佛燈明，三乘聖賢何濟濟！南無僧伽耶！僧伽耶！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歸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