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果法師一九一三年七月廿四日,誕生於四川省自貢市自井縣大山鋪石子嶺張姓鹽商家中取名「子君」。家中兄妹三人,師排行第二。師之父信仰道教,師五、六歲時曾依父命皈依過一位年高道長。

   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五年,師先入私塾,後入學堂。十四歲高小畢業後,因家貧而輟學,遂投奔成都親戚家

當學徒工以謀生。後染傷寒,病癒始知父已於二月前仙逝。而師之母前此已歿,師未及成年,已成孤兒,萌生出家之念。十七歲,往新都寶光寺進香,禮佛後,向知客僧表明出家願望。方丈貫一老和尚見其瘦弱多病,
不願為之披剃 。幸得該寺知客廣渠法師將其收留。廣渠法師于次年將張子君帶至四川省中江縣壽寧寺,為之剃度,
取法名“正果”,聖壽寺為子孫廟,僅師徒二人。此期間師讀《禪門日誦》及經史子集百家文章。
 
  一九三三年師二十歲,廣渠上人發心朝山,臨行叮囑師去文殊院授戒。當年冬師回成都,入文殊院受具足戒。得戒師即法光(道悟)老和尚。
  
一九三四年夏,師廿一歲,重慶華岩寺創辦的天臺教理院招生,師先行致函報名。經數次告假,才得允許。七月十五日乘木船達重慶,入天臺教理院,學習《天臺四教儀》、《楞嚴經》、《地藏經》等經典兩年。
  
一九三六年,師廿三歲,是年秋,太虛大師和法尊法師領導的北碚漢藏教理院(以下簡稱「漢藏院」)第二屆普通科招生,師即約同學數人前往報考,幸得錄取。八月中旬入漢藏教理院讀書,受教於太虛、法尊、雪松法師,同班有惟賢法師等。四一年畢業後,師留校教課,教授的主要課程有法相唯識學的經論,如《五蘊》、《百法》、
《因明》、《解深密經》、《攝大乘論》、《二十論》、《三十論》、《成唯識論》等。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漢藏院的許多外省法師紛紛還鄉,教務主任一職任缺,太虛大師和法尊法師薦正果法師繼之,院務會決議通過。
    
一九五零年春,漢藏院行政領導班子改組為院務委員會,由教職員工與學生組成,大家公推師為主任委員。政府號召開荒種田,師即發動全院師生、工友利用空閒時間開荒,栽種紅苕二十余萬顆。漢藏院經濟原以地租收入為主,解放後,這種經濟形式被廢止,因此全院師生、工友在放暑假以前,共同開大會五天,討論院事,最後決議停辦。教職員工及學生
要求繼續學習和工作的,由文教部解決。教具、房屋等由西南文教部接收。

  一九五六年九月廿八日,中國佛學院成立(在北京法源寺)正果法師應聘主講佛學,後擔任教務主任。他本著「我在佛法在」的夙願,培育僧才,不遺餘力。編寫了《佛教基本知識》講義,假日又到菩提學會,熱心為居士們講法。交往中,得知某青年學生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師遂慷慨解囊,對方父母慚愧婉謝,師堅決地說:「你們不要攔阻我的舍心,攔阻舍心要背因果。」彼學生學業因此而得繼續。同年,師陪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大師護送佛牙舍利到緬甸接受朝拜。
  
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師被選為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朱德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是年夏,「三時學會」監事朱老太太去世,去世前將一張寫著正果法師名字的人民幣一千元銀行存單托事務員馬一崇到「菩提學會」交給法師。法師收了這筆錢後,除用於供養法尊法師、道悟法師、能海法師外,還給五臺山廣濟茅蓬捐了款。同年,又為太虛大師靈骨塔修建捐款。大躍進時期,中國佛學院迫於政治形勢而停止了早晚殿。後經師與周叔迦居士一道努力,得以恢復。其間,師一直堅持為居士林講經。同年,北京居士林總務黃憲三被打成「右派」,失去工作,生活拮据,托人請師助其女兒讀中學,師每月拿出十五元,持續了八、九個月,使之度過難關。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法師接住在湖北武漢蓮溪寺的戒和尚道悟法師來京短住,以行供養。
  
  一九六一年,師隨中國佛牙護侍團前往斯里蘭卡訪間。
  
一九五八年後,中國佛學院停止了學生坐禪。一九六一年正果法師引導學僧恢復了坐禪,並為他們講授修習禪觀的道理和方法。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關於鬥爭黑幫分子正果的情況簡報」中有如下記錄:「佛性右派到五臺山勞改,正果曾送他衣服。以後又買眼鏡、棉鞋、茶葉等寄給他。一九六三年佛性來北京,正果又送他一件陀紱夾襖、五元錢,隨後代他買藥並寄了三十元錢。」是年十月三日,中國佛教協會為紀念鑒真大師圓寂一千二百周年,在廣濟寺舉行法會,師為主法。同年,師隨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出訪日本。同年,在廣州肇慶參加「唐日本留學僧榮睿紀念碑」落成儀式。翌年七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師隨中國佛教代表團再次出訪日本,參加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
  
  一九六六年「文革」浩劫到來,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受到衝擊,佛協工作陷於停頓。
  正果法師費數年心血寫成並經法尊法師審定的百萬字巨著《辨了不了義論講義》完稿不久,不幸在此浩劫中,毀失殆盡。隨著「文革」的不斷升級,師被列為「黑幫分子」,遭到批鬥。八月十五日,中國佛學院被撤銷,師被集中到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勞動,接受監管。

  當時造反派把師的「罪行」歸納數條,如下:
  (一)「正果除了講經說法,大力宣傳宗教毒素,迷惑騙人以外,並在收皈依弟子時首先提出: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經典;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邪眾。」「對青年僧人更蠱惑他們堅定信念,為佛教奮鬥。如有一次,在菩提學會對佛學院學生說:有些佛教徒還俗,沒有骨氣,受不了考驗。鼓勵他們要努力住持佛法,不要怕譏笑,受了批判不要怕,批評倒了,要像不倒翁一樣,倒了,再起來,只要站得住,佛法就有辦法。」
  (二)「偽裝虔誠,麻醉群眾。正果在信徒面前一舉一動,都裝成道貌岸然,讓人看了覺得他是一個有修行的人,有學問的佛教徒,這種偽裝麻醉了不少人,如有人說:看了正果拜佛心裏就覺得清涼。聽了正果法師講經,原來心裏的問題,都覺得冰消瓦解。」
  (三)「偽裝不貪財的樣子,有時把信眾送來的東西分給大家共食,增加信徒對他的敬仰。分別物件,不同對待。」
 
造反小將的一些記錄

“八月三十日「正果、明真的活動」中記錄:「另外,今天早飯後從正果的被條底下檢查出兩雙鞋子,我們已經沒收。」
  九月九日的記錄中說:「唐秘書長找正果談話時,正果已經走出門外,又回去換衣服,還準備脫掉一件衣服。他說,那幾次鬥爭會時穿的衣服太多啦,盡出汗。我們告訴他,今天是唐秘書長找你談話,不是開大會鬥爭你,後來他才沒有換衣服。從正果的這個動作來看,鬥爭他四個半天,儘管他在會場上態度惡劣和頑抗,但在會後思想上有些害怕…」”
 
  是年,師被「造反派」圍攻毆打,雖頭破血流亦不許去醫院診治,後經人相救方得逃生。後來,師頭頂留下了約二寸長的永久傷疤。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九年,中國佛教協會駐會「黑五類」人員被限定於廣濟寺後兩跨院勞動改造和政治學習。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中國佛教協會「大聯合小組」制定的「關於一項臨時措施的」通知和「牛鬼蛇神臨時改發生活費」的表格表明,師九十二元的工資降為二十元生活費。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連續三個月勞動的情況記錄中得知,師與法尊、明真、高觀如、虞愚、林子青等法師、居士,被安排在廣濟寺參加送煤、劈柴、掃雪、倒髒土等雜務。
  
一九七零年初,師被下放到湖北鐘祥縣七裏湖畔「五七幹校」勞動,從事養豬。湖北之夏酷暑難當,氣溫高達四十。師每天肩挑十幾擔水為豬降溫,自己也用井水沐浴全身,以致種下病根。後身體漸弱,並引發糖尿病。
  
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八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師對五七幹校的工作留有四頁記錄,茲引兩則:
  「八月廿八日上午配豬,擔水剁豬草。下午擔泔水兩挑、清水八挑、擔糠一擔、麥麩一袋、拿蛋殼冬瓜皮一次,給小豬擦機油。」;「十月三日五點半起床割白薯藤,十點半提水,十一點半推草,下午堆稻穀。大豬跑出三次,苕藤吃光。喂豬完後割苕藤到七點二十。晚上未去上場(未通知)。」
  
  一九七二年約為春夏之季,我國在國際上加強了對外交往,師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接待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訪問廣濟寺,及做佛教對外友好工作。

  於湖北「五七幹校」期間,師雖身處逆境仍不忘報師恩和幫助他人。師於幹校工作,一有機會就到武漢蓮溪寺拜望和供養道悟老和尚。佛協的張克強先生與師同在幹校工作,妻子等生活在北京,收入微薄,師每次借回京之機都買一些糖果之類的禮品,以張先生的名義送給其妻子,這給一個苦難的家庭帶來了可貴的撫慰。一九八七年春,張夫人提及此事時,表示無限感激。一九七三年六月日本京都市市長船橋求已先生來訪,贈中日友好協會
一百公斤重的「長久友愛」銅鐘,被安置在北京廣濟寺。中日友協廖承志會長、中國佛協趙朴初副會長、正果法師及中日各界朋友參加贈送儀式。趙朴初副會長與正果法師共同啟鳴大鐘。

  同年八月法尊法師的俗家弟弟與晚輩來京,師陪同他們到天安門等古蹟名勝之地遊覽。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師回四川省自貢市探親,病倒在家鄉,休克昏迷達四十八小時,經自貢市五四醫院搶救,住院兩周,逐漸恢復健康。病中中央統戰部給予了極大的關心,指示佛協和地方有關部門盡最大努力醫治法師之病。
  
 一九七九年師與法尊、明真、巨贊、佛源等法師在廣濟寺為迎接鑒真大師像回國,晝夜辛勤,認真籌備。同年在師親自關心支持下,北京居士林恢復,師被禮請出任導師。
  
  一九八四年元月一日師為弟子出資配近視鏡。元月二日,師對弟子開示說:「出家人學佛不但要學,而且要運用到生活方面去,要不沒有甚麽意義。」

   六月十日,師對弟子圓持說:「尊法師在世時,政協送票來晚上看電影,我去了。當時尊法師身體已不好了,到廁所時必須拄著拐杖,扶著牆壁和欄杆,慢慢地走動。那天晚上,尊法師看時間不早了,我還沒有回來,他心情很不安。我回來時已近十點了,推開山門聽有聲音問:『是正果法師嗎?』我走近看是他,心情很激動地說:『原來是您老人家在這裏。』他老人家說:『我怕你出了事。』我說:『我是政協委員,如果有事他們會照顧我的。』我感動得落淚,這份慈悲勝過生身父母。況且自己年紀大,若是有父母的話,會認為自己大了也不會這麽關心。」又說:「如果一個人學佛而不發心住持佛法是沒有意思的,是靠不住的。出家人少一點沒關係,但要精。」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五周年國慶,師應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師為此賦詩一首:「改地換天後,江山新日月,三十五年來,覺路歸津筏,頑幫付劫灰。憲章思治切,世論中興該。大政虛懷問,良謀協議裁。兩番增物阜,四化湧人才。功報銀屏上,星傳碧落隈。隨時符甲子,歌頌激風雷;法界欣平等,文情任往回。筆端題慶祝,應愧點塵埃。」
 
  十一月十一日,師因糖尿病和勞累過度雙腿腫脹,先住進人民醫院,後轉往中日友好醫院治療。
 
  同年冬,師正在病中,廣濟寺有年輕僧人反映晚間睡覺冷,師聽到消息後即讓人背負前往瞭解情況,當即自已出資為寺中僧人添置了棉被。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一日,師給弟子圓持寫信,鞭策其要克服一切困難發心住持和護持佛法,並引經曰:「七寶滿贍部,佈施佛及僧;彼所獲福聚,不如護佛法。」
  
  二月廿三日到三月一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師再次當選副會長,並作《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工作情況報告》(書面)。師與會期間特別安排與昔漢藏教理院師友合影。在此會議期間,師還組織起了以淨嚴法師為首的「十師」,為因「文革」還俗又再出家的部分與會人員傳授了大戒。此時,法師病重,趙會長為讓他安心養病,親筆寫一通知,貼在丈室門外。但師仍一如既往地堅持工作。後與惟賢法師講:「人生無常,從我的病情看,恐怕不久要走了。」

  此後,師到佛學院,為學僧作「見性成佛」的講演,已經不便站立板書了,傳印法師代為寫的板書。

  八月廿八日星期五,師因病住進了人民醫院。師這次病得特別厲害,因為感冒連續發燒,使肺部受到影響。
  同年春至九月,師於廣濟寺大殿為信眾講說《金剛經》,但因病魔纏身未能講完。
  
九月一日,趙朴初會長給師寫信,除表示關切問候外,勸他安心住院治療。
  
  十一月初,師令弟子於中國佛教協會圖書館借閱了《菩薩戒本疏〉、《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等經三本。
  
十一月十八日,師自己停止了治療,堅持回到廣濟寺,靜等人生最後時刻到來。侍者打電話給弟子圓持言「師非要出院,趙會長已到醫院探望並勸說師住院治療。」要弟子圓持接師父出院,弟子圓持即向佛協要車到人民醫院接師父出院。
  
師即對圓持講:「趙會長來過了,勸我繼續住院,我沒有讓他開口並對他說我生平有三件大事堅決不動搖:

第一,重慶解放前,國民黨勸我們,由他們出兩架飛機,把漢藏教理院的人及財物運往雲南或台灣,有一派同意這個作法,但我堅決不同意,一定要留下來住持內地的佛法,他們也就沒有成功。

第二,就是在文革時,包括軍代表在內的一些人勸我結婚,被我一一回絕了。其中有個女皈依弟子小我十幾歲是個護士,一切條件都好,只要我答應與她結婚就行,我也沒答應。

第三,今天我要出院。我是個僧人,死要死在廟裏」師以此表明自己出院的決心,同時也是對自己一生的交代。然後向趙會長念了他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為了「給佛教作種子」而寫的誓願偈:「堅持無上菩提心,專修四弘誓願行。弘揚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薩度眾生。」

  師出院沒有乘轎車,而是坐著輪椅回到廣濟寺的。到後院門口由弟子圓持將師背回方丈室。

  師穿的人造毛褲子的紮腰帶在前面,太短,後面紮不緊,褲子容易下滑,當晚約十點鐘,師本已息燈休息,忽開燈讓弟子圓持進去,令圓持從衣櫃中找出繃帶兩根,剪得較長,從腰後縫上。師一直看著圓持縫,縫好後,拿給師父。師向圓持非常慈祥地笑了笑。圓持當時的筆記記錄:「雖然我這次回北京每到醫院給師父送飯或看師父,幾乎每次師父都要向我微笑,但從沒有微笑得這樣使人感動。我交給師父後說:『這繃帶可不結實,以後再給您找一個好的帶子縫上。』師父說:『你縫得很結實,明天就可以穿了。』師父又接著說:『你的被子怎麽還不拿走去蓋,我蓋不著了。』我說:『現在有暖氣,屋裏不冷,我要蓋就來拿。』師父沒說甚麽。又問:『你有沒有衣袍?我說有。』又問:『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衣袍在哪?』我說知道。師父講:『你要的話今天晚上就可以拿走。』我說:『我還有穿的,以後再拿吧。』師父又講:『你現在不拿,過兩天再拿吧。』第二天我準備上早殿,看到師父起來了,我說:師父起得這麽早,怎麽自己把衣服穿好了?師父只是微微點了幾下頭。師父穿上這褲(人造毛褲)後,直到圓寂也沒再脫下來。以前都是我與侍者給師父每天穿衣、脫衣的。當晚,師父給我講的話直到他圓寂後才明白。」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師於北京廣濟寺方丈室坐於沙發上安祥示寂,世壽七十五歲,戒臘五十七齡。這天正值「藥師佛聖誕」,到寺內參加法會的人很多,師圓寂時法會剛結束,眾居士們轉為師祝念回向。
  
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時在廣濟寺大雄寶殿舉行了正果法師示寂回向法會,在圓通殿舉行了正果法師追悼會,追悼會由周紹良副會長主持,趙朴初會長致悼詞,對正果法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其中說:「正果法師一生矢志尋求佛法真理,獻身佛教事業,終身以戒為師,以法為依,孜孜不倦地從事弘法利生、佛學研究和佛教教育事業,在佛教界造就了大批弘法人才,為中國佛教的振衰起敝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正果法師是一位道高德重、戒行精嚴、學識淵博、誨人不倦、愛國愛教的高僧。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善始善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待人接物謙虛謹慎,平易近人,關懷後進,愛護人才。他處世為人不謀私利,身無長物,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的高尚精神與崇高品德,是我們佛教界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好好繼承並使之發揚光大。」

  一九九零年師圓寂三周年,於北京廣濟寺舉行了紀念法會。十一月廿一日,師之靈塔落成,弟子圓持等前往重慶舉行了落成典禮活動。重慶市佛教協會在縉雲寺修建了正果法師靈骨塔、惟賢法師親手將骨灰盒送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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